彩灯的产生，是从人类运用火、发明灯、制造灯具等发展而来的。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，人类燃起了火堆，点燃了火把，这火堆、火把就是原始灯的起源。

  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类开始用动植物和矿物的油蜡来作采光的灯。《周礼·司恒氏》载“凡邦之大事，供烛庭燎、烛麻烛也”，可见，周朝就有了烛灯。到了战国，灯的制造工艺蓬勃发展，这在屈原《楚辞》中就有所表述：“兰膏明烛华铜错”。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。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汉高祖入咸阳宫，秦有青玉五枝灯，高七尺五寸，下作蟠螭，口衔灯，燃则鳞甲皆动，焕炳若列星盈盈。”到了唐朝，元宵放灯发展成盛况空前的灯市，京城“作灯轮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绮，饰以金银，燃五万盏灯，簇之如花树”。这之后，各地花灯活动尤为盛行。宋代，花灯发展到了高峰，样式变化万千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汴京（开封）宫廷扎做灯山，有普贤、文殊佛骑狮子、白象等灯。

  自贡灯会堪称历史悠久。南宋淳熙年（公元1174年），正在荣州（今荣县）做县令的大诗人陆游就留下“一别秦楼，转眼新春，又近放灯”的诗句。据荣县志记述：“荣县新年灯会甚盛……西人来观亦欣然，京邑所不见也”。

    自贡地区最初的各种灯节活动，一般是由各类祠庙主办的。每逢节气，这些祠庙便要红灯，元宵节还要放鞭炮、燃烟火。善男信女纷纷到这些庙宇去捐菜油、看热闹，求神赐福祛邪。清末有资料统计，自贡地区的祠庙竟有1208处，其中有始建于唐代的荣县大佛禅寺，建于明朝的富顺县圣果寺、赖雅庙、灵应寺等。可见自贡民间的灯节活动分布面之广，风情之盛。

  到明清时期，花灯活动尤为盛行，样式变化万千，种类逐步增多，规模也有所发展。

  “漂河灯”、“牛儿灯”、“孔明灯”、“狮灯场市”等灯节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灯会活动。还有一种“敬灶神”点红灯的习俗，民间也较为盛行。大年三十晚（农历腊月三十日），各家各户均要点上红灯一盏，就连贫家小户门前也要挂上红纸灯笼；中等家境的吊四方形檐灯或六方形宫灯；富贵之家则为圆形大纱灯，以示对灶神的尊敬。

  民间最盛行的灯种是宫灯和纱灯。这些灯题材丰富，精美奇巧，以竹木作架，红色丝绸、布料、纸张等均可作灯衣。富豪之家在厅堂、门首悬挂的宫灯和纱灯要都制作得十分讲究，有的镶金嵌玉，有的饰以彩穗，有的题写诗文。纱灯因呈鼓球体，用三块“乙”楠竹篾钉成三脚架，把它挂起来，三脚分开，便可离地三尺垂悬半空，三脚合拢，又可手举高悬。在当时，它比宫灯的用途还要广泛，龙灯、狮灯、花灯等杂耍多用纱灯伴舞。

    自贡地区在开展花灯活动中，还伴以“耍龙灯”（亦称“龙灯舞”），一般在正月初一“开灯”，正月十六“倒灯”（结束）。

  “龙灯”分为布衣龙灯、大龙灯、草龙灯、板凳龙灯等不同的“龙”种进行表演。布衣龙灯，一般由十二三人组成阵式，有舞龙经的“武阵”、唱念猜字的“文阵”。套路变化多，“龙”体灵活。大龙灯，一般龙身在１５节左右，每节内能点火烛。龙头重达３０余斤，舞动时每节由一人执柄，常做“之”字型或“Ｓ”型舞动。灯火连成一片，甚为壮观。草龙灯，主要是用自贡地方特产“芦草”编制而成，由５～７人舞动，灵活逼真。板凳龙灯，是在板凳一头扎“龙头”，另一头扎“龙尾”，多是兄弟俩共舞，才能配合默契，显“龙”之机敏。

  自贡自流井区的“祥龙会”、大安区的“黄龙祥会”，表演技艺精湛，解放前都很著名。
  狮灯舞在自贡地区历史悠久。表演者过去被称为“帮打班子”。这些班子许多都是世家相传，不仅能舞狮灯，而且还能翻筋头、钻火圈、爬高杆，极富喜剧色彩，让人捧腹大笑。所以“狮灯场市”有时一表演就是一周甚至更长时间，在川南一带很有影响。自贡荣县的杨友常，享有“狮王”美誉。

    “牛儿灯舞”是流行全川农村的一个灯舞形式。一般是“牛童”手提红烛灯，表演牵牛、骑牛、逗牛、喂牛和爱抚牛等动作；牛的扮演者则随“牛童”手中的灯表演啃草、喝水、蹦跳等憨态。表演生动传神、诙谐有趣。这种灯舞活动不只限于春节，在红白喜事、打谷插秧等重大农历节气时都有表演。

  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，灯会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，又新增了“瞒天过海”、“提灯会”等活动。

  民间观灯、制灯的习俗一直延续下来，这便是自贡灯会的雏型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彩灯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，特别是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彩灯艺术更是花样翻新，奇招频出，传统的制灯工艺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，将电子、建筑、机械、遥控、声学、光导纤维等新技术、新工艺用于彩灯的设计制作，把形、色、光、声、动相结合，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、艺术性相统一，自贡灯会这门古老的艺术更加绚丽多彩。